主持人：很感谢各位朋友来参加我们今天的高邦同志人群安全套使用与生存状况的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允许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在主席台就座的嘉宾，第一位是青岛医学院的张北川教授，这位是桂林乳胶厂的陶然厂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张小燕女士。下面请陶然厂长致辞。

陶然：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各位记者、同志们，下午好，今天作为中国最大的安全套制造商桂林高邦，在这里支持并参与高邦同志人群安全套使用与生存现状调查项目的启动新闻发布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生产销售同志专用安全套产品，而是以这一项目的启动为契机，向人们传递、表达桂林高邦的企业精神，永立潮头，爱满人间。永立潮头，就是走在时间的前面，永争第一，永远创新，立创民族安全套第一品牌。爱满人间，就是企业在创造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积极承担企业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从2002年联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立中国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公益基金，到2004年发起组织国内安全套七大制造商举行艾滋病与安全套公益论坛，我们一直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依托，站在抗击艾滋病行动的前列，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中国的防艾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陶然：2005年2月全球企业抗击艾滋病联合会吸纳桂林高邦，扶助弱势群体，倡导健康行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文明进步，是桂林高邦大力弘扬的现代企业公民精神和切实履行的实际责任。桂林高邦的精神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国外客户的定单要求，由于特殊要求和产品结构特点，原来一直仅供出口销售，2005年9月卫生部王陇德副部长在北京会见全球企业抗击艾滋病联合会代表时，亲自向我提出了面向国内同志人群生产专用安全套的建议和指示。经过几个月的工业调整和技术改进，我们在2005年11月完成了首批面向国内市场的同志专用安全套。

陶然：于今年开始，在同志人群中逐步推广，并请相关专家指导，不断完善产品性能，满足目标人群的需求，对公民个体的性取向及选择，我们不予以偏狭的道德评判，每个公民个体的自由选择应该得到尊重，社会现象的客观现实，我们希望予以正视。但是文明社会的每一位公民在自主选择的同时，也应承担自身的相应的责任，做到爱己及人，和谐平等。

陶然：基于此前提，我们认为安全套就是承担着爱己及人责任的一种载体。尤其在今天的人类生命与健康面临最恶劣的、艾滋病日益蔓延的情况下，使人们乐于使用安全套，是产品制造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桂林高邦将一如既往的禀承永立潮头，爱满人间的精神，持续努力，为每一位有自主选择权的社会公民提供满意的健康产品。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快乐。

张晓燕：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很感谢主办方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介绍我们目前的研究现状。我们主要是北京市男男性接触者，HIV感染者的状态，我们在2005年7月到12月，对北京市男男性接触者进行了一个横断面的调查研究，本项研究主要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亦明教授牵头，由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朝阳华人艾滋病干预工作组合作进行，我们这个合作研究队伍的人员，通过共同深入，生活在北京的男男性接触者，同性恋人群，开展了对他们生存状态、安全性、行为态度的一个问卷调查，然后进行了临床体检、性病以及艾滋病等的相关检测。

张晓燕：通过这六个月的调查，我们一共是招募了526名男男性接触者。调查的项目包括他的年龄、职业、学历、经济状态、生存状况以及性取向，还有性伙伴的数量、安全性行为的意识以及他们采取哪些保护措施。随后对这些调查者进行了取样的采集，在实验室进行了性病、艾滋病感染的一个检测与监测，同时，对于这些阳性感染者宿主的免疫状态也进行了研究。

张晓燕：根据来自我们中国CDC和朝阳CDC的研究资料分析表明，在这526位男男性接触者当中，10.6%的人在过去六个月当中存在着商业性的性行为，其中包括同时向男性和女性提供商业性性服务的行为，在商业性性服务的56个人当中，多数是23岁以下，高中学历以下的外地年轻人，他们中间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危险性都非常高。在招募的526名研究者当中，我们进行了实验室的检测结果表明，一共HIV感染者17名，占整个人群3.23%，HCV是8名，就是丙型肝炎，占1.52%，梅毒感染者是59名，占总体人数的11.22%，这个数字和我们国家一般的感染状况相比并没有明显增高，但是在这17名HIV阳性感染者当中再来看合并HCV和梅毒的感染率分别高达17.65%和35.29%，这个感染率是相当惊人。

张晓燕：我们同时对阳性感染者的免疫状态，包括CD4、CD8细胞数量以及感染体内的病毒载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HIV阳性感染者合并HCV和梅毒感染的时候，CD4、8这两项宿主的状态明显降低，病毒载量明显升高，说明男男性接触者在发生HIV感染的时候，如果合并了丙型肝炎或者梅毒这样一些性病或者其他的重大传染病，它会加重肌体的免疫系统的损害，明显降低肌体控制病毒复制的能力。

张晓燕：根据我们这些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这项研究继续深入扩大，目前我们正在合作，深入社区，进行同志人群HIV感染前瞻性的研究，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希望深入了解在这个人群当中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动态把握它的状况，包括新发感染率，合并多种性病感染的状况，以及HIV流行的变化，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对这个人群生存状态的改变，加强艾滋病的防治提供一些帮助。另外希望对于管事的有关部门，艾滋病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一些科学的依据。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张晓燕博士的发言。下面我们请张北川教授介绍一下目前的一些情况。

张北川：我们这次调查是在九个城市进行的，调查了2000多人，总体上看，其中有一些不是GAY，我们整个阳性率大约是2.4%，我们把它分了一些亚人群，和女性有性关系的这个组，我们这个调查样本中超过2.5%的人感染了，这个数高于刚才的平均数了。异性恋者，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有200多异性恋，这些人也都有共同性行为，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感染的。我们这里还有相当一批滥用药物的，就是我们习惯说吸毒者的，超过2.5%的感染。我们特别对性取向做了一下分类，所谓的同性恋和双性恋，他们都是各自超过2.5%的人感染，但是比较而言，同性恋者的感染率超过了双性恋者。

张北川：我们按照和女性有没有性关系做的研究，这些自认为是同性恋、双性恋或者是有变性愿望的这些男子，他们同时也和女性有性关系，和女性有性关系，而且又没结婚这个组，这个组感染率是最高的，超过3%，和女性没有性关系，也没有结婚的这个组是超过2.5%，已婚组是超过1.5%，应该说这个和国际上在北京做的一个研究不一样，他们已婚组是3.1%，那是2001年在北京做的。

张北川：作为性工作者，这个好象发现比较类似，男客这个组比较高，超过1.5%，也接男客，也接女客的没有发现感染者，他们滥用药物，2.5%的人感染了。作为三种性取向来说，GAY这个人群大于双性恋者，又大于男异性恋者，同时在变性欲者中也发现了感染者。作为同、双和变性这三个人群，和女性有性行为的，没结婚的最高。使艾滋病毒向一般人群传播的药物滥用的比较高。大体数字是这么一个情况。

张北川：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公共政策这个方面。在我们这次调查中，参与调查的GAY、双性恋还有变性欲者超过2000多人，他们因为性取向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学习或者工作，这个发生率大约在五分之三。这些人感到痛苦，他们怎么看待这个痛苦呢？感到痛苦的人里边有十分之七认为这个痛苦主要是和家人还有大众的不理解与歧视有关，这2000多人里边有接近十分之一的人自杀未遂过，最常见这些行为的发生年龄是21岁，为什么自杀，这些自杀者我们也调查了，最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固定的同性伴侣关系破裂，我特别反对一说GAY这个人群就说滥交，实际上就看自杀率，他们也可以是非常执着的，哪怕是选择死亡，这个占四分之一。

张北川：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公共政策这个方面。在我们这次调查中，参与调查的GAY、双性恋还有变性欲者超过2000多人，他们因为性取向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学习或者工作，这个发生率大约在五分之三。这些人感到痛苦，他们怎么看待这个痛苦呢？感到痛苦的人里边有十分之七认为这个痛苦主要是和家人还有大众的不理解与歧视有关，这2000多人里边有接近十分之一的人自杀未遂过，最常见这些行为的发生年龄是21岁，为什么自杀，这些自杀者我们也调查了，最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固定的同性伴侣关系破裂，我特别反对一说GAY这个人群就说滥交，实际上就看自杀率，他们也可以是非常执着的，哪怕是选择死亡，这个占四分之一。

张北川：第二是难以接受自己的性取向，这个占五分之一，他自己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第三位是找不到同性伴侣，这个大约占四分之一，怎么找也找不着。第四是结婚后无法适应，第五是遭遇了突然的伤害，第六是被强迫要求与女性结婚，第七条是性取向被人知道了，第八条是无法与同志结婚。

张北川：下面是公共政策。我们这个样本里面和女性性交过的人超过二分之一，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非常低，瑞典还有美国近年的报告，2003年的报告，那些比例都非常低，但我们比人家高好几倍。这些人自认为一旦性取向暴露，认为自己可能会收到伤害的人超过二分之一，他们怎么猜这些伤害者呢，可能是谁呢，他们首先强调这个伤害要来自家庭，就是来自父母，在我们青岛，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就有一个母亲带着孩子，母亲说晚上好几回真想杀了他，想一想他父亲不会饶了我。第二位是来自于工作和学习的单位，第三条是来自一般的朋友、同事、同学、邻居，最后是来自其他人。

张北川：有多少人不担心自个儿被迫公开性取向呢，不担心的才10%，很担心的是五分之二，有些担心的五分之二，这个社会环境不行，所以人们普遍担心。因为自个儿的性取向或者有关活动遭遇过异性恋者伤害的超过七分之一，这些受异性恋者伤害的人里边，伤害是在最近一年内发生的占大约三分之一，怎么伤害呢？首先是言语侮辱，然后就是敲诈勒索、盗窃、抢劫，严厉的批评或者批判，还有性骚扰、滥罚款、殴打、拒绝给予应得的利益，等等，我们这里都有一些具体的数字。

张北川：因性取向或者有关活动遭受其他GAY伤害的，这个比例是十分之三，刚才是七分之一，这是十分之三，这就是黑吃黑，当你把一个人群逼到地下的时候，这个人群本身这里边违法活动、伤害活动就非常多。遭受到GAY伤害的人群这里边近几年受到伤害的是二分之一，这包括最常见的就是敲诈勒索，盗窃抢劫，这种形式最常见，先交好朋友，交好了以后，你不给我钱我告诉你单位，告诉你家里。第二条是性骚扰，第三条是言语侮辱，第四是非自愿性交，甚至就是强迫，还有殴打等等，这些加害者都从哪儿来呢，五分之二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三分之一是在公园、公厕、浴池这些地方遇到的，其他还有像朋友介绍的，GAY酒吧认识的等等。

张北川：后面两个数字很有趣，如果国家法律明确保护公开可以让GAY参加，十分之三愿意参加，十分之七的人希望国家立法他们可以婚姻。大约十分之七的人登录过GAY网站和这些聊天室，五分之三的人和同性网友发生过真实性交，不光是激情视频，还有真实性交。和GAY网友见面、交往过程中遭遇过对方伤害的超过20%，就是网上带来的。首先也是敲诈勒索、盗窃抢劫，然后就是骗钱，然后性骚扰，言语伤害，还有像骗色、被迫性交、殴打这些。

张北川：我们调查特地分析了一下女性GPT的问题，面临和公共政策有关的问题，这是1000多人，由于不认真和女性谈恋爱或者不想结婚，这里边含再婚。家长和社会的态度使自个儿感受很大压力的人超过一半，这些人都不在婚内，有多少人确定未来独身呢，十分之三，多数人有可能组建婚姻，这都和性、艾滋有关，又和女性的幸福有关。强烈希望过和一个富有感情的男伴侣一块生活的比例高达80%左右。

张北川：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富有感情的固定的同性伴侣，你就不再出去找其他男性伴了，表示不再出去找人的占五分之三，有将近二分之一的人说如果国家立法承认同性婚姻，而且自个儿又有这么一个伴，自己要和同性结婚的，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这部分人里面还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仍然想和女性生个小孩。

张北川：我们还调查了已婚者，他们为什么结婚呢？最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满足父母愿望，他们说我为了父母，我自个儿白活了就算，这个是二分之一。第二条是希望老年时有所依靠，还有人认为是同性伴侣关系不如婚姻关系稳定，或者有女性喜欢，追求自己，所以就结了，还有人认为自己是正常人，因为孤独，因为要还的GAY朋友结婚了，还有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这个都是我们文化造成的。我记得有一个GAY到青岛找我咨询，他先去心理专家，他说你找100个姑娘上床，你还不适应，可能101个就行了，我说那些妇女就不是人吗，那些妇女也是人啊。

张北川：因为结婚又想到自个儿的性取向，对妻子等家人有负罪感的大约五分之三，在家里边实际上是被煎熬着，他们说如果社会对我们宽容我们就不会结婚的这又是五分之三，把喜欢同性的这个情况告知给妻子的仅仅十分之一，告诉过子女的是1%，都是瞒着的。这些已婚者说如果国家承认同性婚姻，自己又有固定的男伴就会离婚，和男性结婚。

张北川：刚才我讲的这些，大家可能都是觉得我们在维护GAY这个人群的话比较多，尤其是艾滋病。我最后讲几句话，这是和大众社会权益有关的，这个文章也正式发表了，我们如果好好的解决好这个问题，它对全社会来看有什么意义。首先它能够使大约3000万人口，中国的GAY和女同性恋者大约3000万，使3000万人口消除因为歧视而引发的心理压力。

张北川：第二条有利于艾滋病和性病的防治，第三条是环境宽松以后，同性恋者不再和异性结婚了，有利于减少中国人口增长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缓解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引发的结婚难问题。大家可能不知道，男同性爱者比女同性爱者多1000万，第五条，它可以帮助消除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因为GAY和非GAY的婚姻一旦建立了就埋藏了家庭破裂的种子，有利于减少和性取向有关系的犯罪。最后，它特别有利于今日中国在世界上的一个进步形象，人权形象。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张北川老师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从青岛到北京参加我们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先有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吴尊友博士给我们讲一下现在国内的防治政策。

吴尊友：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这个活动是由企业来支持，由搜狐网站参与，还有朝阳同志社区，有青岛大学著名的张北川教授参与这项活动。这项活动也体现了艾滋病防治条例里面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在艾滋病防治过程当中强调的要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参与艾滋病的防治活动。高邦集团支持这项工作，也正是企业参与防治艾滋病的重要体现。对于同志社区或者男男性行为也是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吴尊友：从去年开始，国家艾滋病中心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增加了力度，特别是今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今后对于这方面的工作还会进一步的加大。在过去几个月，我跑了几个地方，有两个直辖市，这两个直辖市男男性行为人群数量和感染率都是这个城市当中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我们平时说有一部分人特别容易感染或传播艾滋病，这里面包括吸毒的，有商业性性活动的嫖娼人员，还有男男性行为人群，在这几类人群当中，这两个城市男男性行为人群基数大，而且感染率高，甚至高达将近10%，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艾滋病感染率这么高，不仅仅对这个人群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吴尊友：刚才张教授在报告的调查研究当中，大家也听到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是以和女性组成婚姻的方式存在的，这也使得他们的配偶具有感染爱滋病的风险，也就是说艾滋病不仅仅局限在这样一个群体，他还会向社会蔓延、扩散。就是说对于这个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也是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国家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我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在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在卫生部的领导下，我们管事的各部门，各技术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企业等联合起来，一起来抗击艾滋病，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吴主任的精彩发言。下面我们想介绍一下我们朝阳华人艾滋干预工作组，我们成立于2005年5月来自于同志社区，从事艾滋病宣传和性健康干预的一个志愿者组织，大家知道志愿者服务有利于社会整体和志愿者个人，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通过呼吁建立公民之间的互信互助实现统一和谐社会的目标，我们在朝阳工作两年以来，我们一直也是通过各个层次的协调和各方的配合，做了一点点工作，也得到了桂林乳胶厂在我们工作中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和桂林乳胶厂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们将在2007年开始，每年在中国选择五个中型城市和五个欠发达地区来做同志人群，男男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状况和安全套使用情况的调查。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调查，能够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有利的社会学的调查数据。

主持人：今天是我们和桂林乳胶厂联合在搜狐发布这样一个消息。下边是桂林乳胶厂向我们“你好志愿者网和“朝阳华人艾滋干预工作组赠送安全套。现在有几分钟的时间给在座的媒体和我们在座嘉宾、专家相互交流的时间。

提问：据学术界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直到2000年或者2001年之前很多人对同性恋行为认为是一种病态，到2001年以后社会的观念才慢慢开始转变，您认为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普通大众对于同性恋人群的看法是有怎样一个转变，整个一个社会舆论环境或者是人们的心理环境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有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张北川：中国最近几年走得非常快，非常好，这个月我和发达国家的人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看不懂中国，说中国最近五年的发展大约相当于美国10年、20年的发展，这个好象从媒体的层面，从更多大城市里边了解信息的青年人这个角度上，大家往前走的很快，真正在所谓的老百姓里边，那个还是很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变化，变得日益多元，人们说外边谁家有个孩子是GAY，大家无所谓，但是我的孩子要是就不行，有一个比喻，12级台风刮起来的时候，海平面100米以下的水是不动的，我开头讲，这个还需要非常长期的科学性教育，中国去年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就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了初中生性科学教育教材这本书，这本教材里边对初中生明确写了，不能嘲笑、歧视同性恋者，往下一些年估计情况会有一些大的改观。

提问：在过去几年艾滋病蔓延比较大的人群是非法卖血的一些人群，您觉得随着同性恋人群越来越被社会接受，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随着同性恋人群被社会接受，他们所受到的性的约束比以前少了，他们性行为增加以后，会加剧艾滋病的蔓延，或者说您认为在今后几年中中国艾滋病蔓延人群，除了以前的非法卖血者以外，是否会向其他一些人群蔓延？

吴尊友：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传入性的，在外面感染以后到中国来被发现的，1989年开始我们发现了在境内局部范围爆发流行，主要是在吸毒人群当中。你刚才提到的卖血感染爱滋病，这个只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性的爆发流行，那个主要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中国管事的采取了强制措施，很快把那个流行风打下去了。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发现的都是90年代中期感染的。第二个流行是吸毒和性引起的艾滋病的传播，去年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分析以后我们判断中国目前艾滋病流行主要是通过性传播和吸毒。在当年新发生的感染人群中性传播的已经超过了吸毒人群感染。

吴尊友：性传播的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就是已经感染爱滋病的人通过夫妻性生活感染给配偶，这个比例感染率还是比较高的。第二个是由于嫖娼等行为造成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议题，就是男男性行为人群造成的同性间的传播，从昨天下午三点到今天下午三点在中国大地上大概有190人艾滋病感染，将近50%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吸毒和性传播仍然会作为两种主要的方式继续扩散。由于艾滋病的流行具有特殊性，它的传播静悄悄，感染了都不知道，传播了也不知道，使得我们很多人没有防范的意识，有些人觉得我很安全，一个人安全不安全不仅仅取决于他本人，同时还取决于他的配偶，如果他的配偶有危险行为，本人没有危险行为，那还是有可能感染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大宣传。

提问：在中国有哪些地区做同性恋艾滋干预做的比较好，他们的经验是什么，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张北川：实际上现在在中国20几个城市有人们来工作，我经常强调这个工作要让它做好了，我们通常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本土化，就是按照中国国情，按照当地民情开展工作，一个是主体化，就是充分尊重这个人群的意愿，把这个群体调动起来，发展起来，实际上我几天前刚从南京回来，吴主任也是去了重庆，重庆那儿发生率非常高，这些做的好的地方，通常它都有一条，它就是把这些GAY群体切切实实的当做自己的伙伴了，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亲爱的经常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时候，这仍然是那一套方法，只要能用上就百灵百验。我们只要好好尊重，他们就可以做得很好。

张北川：有些城市，像重庆，重庆那儿还有专业人员，也有的城市没有专业人员，而且他们在各个方面保护着这个人群。下个月中旬在江苏省有一个通天工作组，他们有一个男同、女同互助婚姻联谊会，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结婚，这个也有助于艾滋的减少蔓延，至少它不从一个男子传播给一个女子。还是尊重，真正的尊重这个群体的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上说的，做到这一步就好了。

提问：现在内地的同志在各地组建了一系列的组织，有的是依托于网站，有的是依托于他们自己有一些什么文化沙龙，还有的像同志小组，有一些志愿者，他们主动干预艾滋活动等等，对于这种同志群体在内地的组织化的发展趋势你们是怎么看的，您觉得是同志群体在中国发展必经的阶段吗，有什么意义？

张北川：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经常讲，中国社会正在由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这些草根组织的出现，实际上就代表了公民社会进程中的一个部分，这个社区里面的人们互相支持，互相给予温暖，在一个歧视性的环境中相濡以沫，而且避免疾病，这是一个必然的，有的时候我和许多人士都讨论这个事情，我们说艾滋对这个群体说来是福祸相依的东西，一方面有大量的人，现在看起来有相当数量的GAY最重要似于艾滋，刚才吴主任讲他去了一个大城市，艾滋感染率已经接近10%了，有一些相当高的数字。

张北川：我们调查2%点几，实际上调查出来是一个保守的数字，人们不敢出来查，他们恐慌，不知道这个社会会怎么对待他，还有其他的不解，人们以为我很健康，我不可能感染爱滋。在我们今年做了攻关课题的几个城市，当地疾控部门再调查的时候，有两个城市已经翻番了，已经接近10%了，其他城市也有这个样子的。现在就需要这个群体自己站起来，组织起来，这种组织非常好，而且他们提供关爱，像重庆不光有宣传小组，还有一个红丝带小组，都是同志群体，管事的不可能把一切都吃透，这个必须得社区支持社区。

提问：现在同性恋这个人群在全国大概是多少数字，北京是多少，比较大的城市有个排名的话，顺序是什么样的？

主持人：我说一下北京，北京市卫生局的估算，北京市有同性恋人群是30万，这是一个估算的数字，艾滋病感染率不方便在这里向大家来说，我不是很了解确切的数字。全国的数字可能张教授了解的比我要多。

张北川：我先讲一下到底有多少男女同性恋者，我们发表过一篇论文，是2002年发表的，是按照2001年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中国人口公报那里面拿出来的数字，根据那个数字一步步推算，参考国内、国外的大量数字，那次我们的研究就是说截止到2001年底在中国15—60岁的人口中，大约GAY是1782万，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我们比较喜欢说是大约2000万男性，国际上所有的调查都是男同性爱者相当于女同性爱者的一倍，这两个数字叠加是大约3000万。

张北川：至于感染率这个事情，我们要从另外的角度算，感染率在农村分散的地方，一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疾病是和流行有关的，我们当时在研究过程当中，我们也计算了中国有多少男子生活在城市，这也是国家给出的数字，从男性人口上一步步推算，再加上有多少流动人口，中国一年又1.2亿或者1.3亿，这个数字里面再找出男性来，又有多少，推算出来中国大约生活和迁徙、流动到城市的GAY的人口大约是800万，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数字。

张北川：我们再讲到艾滋，在2003年末，中国疾控给出了数字，那个时候给的，现在三年了，三年来一直都是这个数，一直都是明显超过1%，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和疾控给出的数字是不大一样的，疾控说的GAY的数量是500万到1000万，他有一个前提，他们喜欢说是15—49岁的活跃的GAY，有这个前提。

提问：桂林高邦在公益方面做了很多活动，我们作为一个国企为什么要打公益牌呢？

陶然：我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企业的精神就是永立潮头，爱满人间，作为任何一个企业都要依托社会，不可能完全去追求经济效益，而不负社会责任。第二个是我们的产品跟社会大众、生命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跟预防艾滋病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就把这个社会责任放到了一定的位置，我们企业的营销理念也把社会公益事业作为一个主线，以此作为一个主线的前提下开展一些其他活动，谢谢。

主持人：其实我们和桂林乳胶厂为什么要联合推出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社会性的一个调查，是基于很多原因的。我们知道同性恋人群在中国属于一个边缘人群，他的健康状况虽然在逐渐的受到中国的疾控部门还有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还有更多的人他没有完全的接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比如说在农村的男男同性恋人群是一个相当庞大而隐蔽的，他们中间使用安全套的数量是相当少的，另外一个，随着近年来城市的发展，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打工的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里边，这些人群里边男男同性恋人群，他们发生高危险行为的数量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在考虑了很久之后，谋求了桂林乳胶厂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目前的社会学的一个调查。我们想能够让在座的媒体帮我们呼吁一下，关注更多更多边缘人群，包括同性恋人群里面的这种边缘人群里边的边缘人群。

提问：张老师，男同性恋当中有没有网络暴力的例子。

张北川：有，我不大上网，我是没办法，新浪网强加让我做的那个博客，弄几篇文章，一个月换一下。我常说中国自个儿解决GAY问题有中国自己的优势，中国这个国家有一个传统文化，常常讲和为贵，和而不同，讲中庸，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极端事例，在现实中针对同性恋人群的相对少，往往是家里面，我知道一些家长对孩子碰上这种情况，就是打，我记得有一个农村丈夫给我写信，他讲他们的妻子就是喜欢和大姑娘睡，他说我怎么打她，她也改正不了，这就是一些暴力。我们国家没有那种组织暴力，去年在美国，美国有一个罪种叫憎恨犯罪，咱本没有，美国去年憎恨犯罪里面14%是针对GAY的，我们就没有这个统计。这个情况很复杂。

提问：张老师，您刚才一直在说在国家公共政策方面如果有突破，对这个人群的健康和社会稳定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让您举例，您认为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和最有帮助的政策是什么呢？

张北川：反歧视法，我们现在急切的需要一部反歧视的法律，我们国家有些方面很好，我们有妇女儿童保护条例，我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有残疾人保护条例，实际上这些东西在有一些国家，比如在南非是在宪法里面打包的，种族的、性别的、年龄的、健康状况的、宗教信仰的、性取向，但是我们是分割的，我们有一个反歧视法出台的话，比如说当他被发现是GAY的时候，他不会因这个东西而吓怕，大连有一个大学，大学学生手册里边很明确的就提了，凡在学校期间发现搞同性恋的开除，而且我手边保存的大学生的信里边就有这么被开除的，但是给他扣了一个别的帽子，说他打架，22岁的青年人。如果我们有反歧视法，这些青年人的权益就能得到保护，实际上在2001年，我们国家也正式签署了，也公开了，叫做关于艾滋病的承诺宣言，承诺宣言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人权的部分。

张北川：我们在做GAY人群的艾滋干预工作，希望对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流行加以控制，我们这就是保护一部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利。我前几天专门讲了这个事情，人、权是不能割裂的，这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有一部反歧视法，这也是对我们艾滋工作提供的一个很好的法律支持。现在许多人，许多做艾滋病的工作者，他们说我们要出去上哪儿宣传，叔叔一下吧我们包围了，把我们弄去罚款，直接影响到防治艾滋工作的开展。

提问：我们国家现在还在犹豫什么呢？

张北川：我不知道，我不是搞法学的，吴主任他们马上要研究这个问题了，我在做国家这个攻关课题以前，他们就问是不是你这个课题已经有答案了，我说已经有答案了，这个高危行为人群没有什么可说的，感染率高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关键就是管事的带头讲人权，媒体去宣传，几步就解决了，这是一些最关键的。只不过我们做了调研以后，把这个数字拿出来，这些人群是这么生活的，十个里边就有一个被逼着死了一遭，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

提问：请问陶厂长，您刚才说从2007年开始专门为同志群体生产安全套，计划产量有多少，有多少是免费支持给这些边远地区的？是不是我们国家第一家企业来做专门针对同志群体的安全套的。

陶然：刚才在我的致辞里面已经讲了，其实我们这个同志安全套的产品起源于最早是安全一个客户，订购我们的同志安全套，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做了产品出口欧洲，主要是荷兰，因为荷兰这个国家是最开放的，第一个承认同性恋的国家，同性恋者可以在窗户上挂六色旗的国家。我们受他们启发，去年王陇德副部长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说你能提供多少超强套，我说你要多少我能提供多少，这个概念就是同志套的生产和普通套的生产结构上有很大差别，润滑剂上也有很大差别，根据肛交的特点设计出来的这么一个产品。这么一来，我们根据王部长的要求，我们经过模型改进，工艺改进，终于在去年年底，大概半年时间开发了适合中国同志使用的安全套。目前产量不是太大，70%出口，1000万只左右吧，国内销售200万—300万只，其中有几十万只是赠送出去的，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主持人：今天我们这个新闻发布会就到此结束，下面我们进入搜狐聊天室的交流时间。

搜狐主持人：现在市面上同志安全套，几乎大家都没有看到过，他们从什么渠道可以得到这个同志安全套？

陶然：同志安全套确实跟普通安全套销售渠道是不一样的，刚才张教授已经讲了，同志人群是非常隐蔽的一个人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营销策略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根据我们的调查和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市场应该是两个方面的渠道比较合适，一个是通过同性恋人群的一些组织来进行发放或者是购买，这样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就是网上销售，网上销售本身就是比较隐蔽的。在目前我们社会舆论的条件下，如果你把它摆到柜台上，大街上卖的话，可能很多的同性恋者不会去购买。包括我们“同志”这个品牌，我们可能下一步也会改一些比较容易被同性恋者接受的牌子，比如张教授提到的就叫“男男”，或者我们起了一个外国的名字叫斯巴达克。

搜狐主持人：张教授，同志人群里面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非常低，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张北川：让你去拿一个安全套你能拿出来吗，你为什么不去拿？渠道太少了，而且你说小伙子，他家里边藏这个东西，让他妈看到这还得了，很自然的，他本身得到它就很困难，再加上我们很多宣传都远远没有到位。去年我们在一个小型会上，当时王部长问我，他说为什么我们也免费检测，我们还有免费药物，为什么这些人士就不来做检测呢，查出来我们还有药，为什么不来？我就很直观的回答了，我说我们这个社会双重歧视，性取向歧视加上艾滋歧视人们受不了，我常说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还顾得上用套吗，也不可能保存，又觉得挺健康，所以确实是不行的。

张北川：实际上现在在城市里边，我开始讲了一句话，近年来的艾滋干预工作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我1997年开始做这项调查，1997年—1998年做了一次，1999年一次、2000年一次、2001年一次，2004年一次，去年到今年又一次，这个规模有很大了，就看安全套使用率，确实在上升。1997年到1998年那一年做的时候做了400多个人，只有两个人口交、性交都用套，今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10%几了，而且用安全套的人在这个城市里达到了30%几，还是40%几，确实在涨。这里边原因非常多，你比如不容易获得，难以保存，那种机遇性，用套，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这一句话就没办法了，到底谁有病，你是不是怎么着，你还不相信我。这里面有相互的信任程度，但是我们很多次调查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对方提出来让你用，你能否用，绝大多数人是愿意用，表示同意用的。

张北川：整个说起来，不用，最关键的问题，艾滋在人群里边流行最关键的问题是谁？比老大还老大的人总理说，中国出现的问题，管事的是第一责任人，艾滋病的问题同样是这样的，这表明了卫生工作没有到家，我几次在会议上提出来，给他们讲了一组数字，我说这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当然这里边有一些我们工作的问题，还有社会文化，这个需要许多年的工作。

搜狐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反歧视法，还有艾滋的一些立法，您对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立法？

张北川：没有时间表，中国大众对这个群体应该说了解得非常非常少，去年我们国家有一个非管事的组织会，也有一些GAY的组织，就是草根组织参加，一共大约150个非管事的组织大约300个人参加，保护妇女组织，妇女保护，儿童保护，老年人、环保的、扶贫的，在后面通过会议决议的时候，有一个民间社团，GAY社团的朋友他就说应该把反歧视的人群扩展到反对性取向歧视，这个受歧视的人群，会议主持者就说大家如果同意就举手，结果大约300个与会者当中举手的不到10个人，这说明我们的大众对这个人群知之甚少。

张北川：我遭遇一个事给我印象特别深，一个青岛女医生给我打电话，结婚一些年了，她丈夫就在我们医院里面，最后人家点了她丈夫的名字，两个人都是医生，而且他们还不是一般的医生，肯定是研究生毕业的医生，最后那个妻子在电话那头喊起来了，我们为什么在学校里面没讲这些，因为她丈夫是同性恋，结婚那些年夫妻两个人没有一次接吻行为，你说这个责任在谁。我们常常讲，谁之罪，我们上哪儿追究。说我的博客今年干什么，3月份有一个姑娘在我博客上，一个姑娘贴了一个帖子，我4月下旬才看到，那个姑娘25岁，结婚一年多了，怀孕8个月，她发帖的那天晚上，从网上很偶然发现他丈夫网络交友，现实社会交友，知道她丈夫是一个GAY，那个姑娘就崩溃了，崩溃了以后希望我能救救她，她特别痛苦。

张北川：过了一个月我看到了，我赶快让同事，她留下她的邮箱，我们赶快发信道歉，表示我们的歉意，又过了一个月，他的小孩已经满月了，她给我寄了张照片，很漂亮的一个姑娘，题的字叫妈妈的第一次抱，很多GAY的志愿者都看到那个照片，说那个姑娘很可怜，再比较一下信件的内容。这个姑娘到前天给我写了第22封信，我们还通过四次电话，她的婴儿，两个月不到的时候她为这个事情在早晨五点抱着小婴儿离家出走，那天我八点半以后到的办公室，她找了一个小宾馆住下了，给我们办公室打电话，我一到办公室我们同事就说谁来电话了，一直哭，我赶紧回电话，一看那个姑娘真可怜，比我的孩子还小，我就特别可怜这种女孩子，我们家男孩子皮的要命。

张北川：这些人有什么罪过，他们最后家里面摊牌了，这个婆婆本身是一个医生，婆婆坚决支持儿媳，要求儿子改，这个改不了。GAY的男子常常温和、细心、体贴人，蜘蛛女之吻那个电影里边有一句话说不是没有好男人，好男人都是GAY。我也碰到这种被吸引的姑娘，姑娘神魂颠倒，简直没有办法，人家告诉他是一个GAY，不能结婚，那个姑娘给我写信有上万字，其中第一次是给我们打电话，我同事接的，告诉没有法变，那个姑娘就在电话里面哭说完了完了，你这个话给我打击太大了。很可怜人，当我们这个文化如果再进步一下，姑娘知道他是GAY，他可以包容，就不至于出现这个情况，这是保护两个人群。

搜狐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陶厂长，您刚才说同志安全套的生产是王陇德副部长向您提议的，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陶然：去年5月份，卫生部副部长接见全球企业防艾联盟的成员，我们厂就是企业防艾联盟成员之一，叫GBC简称，有400各企业，当时他就给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你能不能做超强套，我可以，他说你能做多少，我说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为目前我们在中国是安全套最大的生产企业，而且是第一个做同志套的企业，目前也是在中国市场上做真正的同性恋使用针对肛交特点的同志套的企业，目前市场上也有一些推同性恋套的，但是很多是在普通套的基础上加了一点润滑剂，这种还不是完全符合肛交特点的。

搜狐主持人：同志套和普通套有多少区别？

陶然：差别有很多方面，从结构上有差别，普通套的结构和肛交套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储精囊，我做的套子没有储精囊，另外超强套，肛交的难度比普通正常性交的难度要大，如果厚度不够，它会产生破裂。再一个，我们目前根据人性化设计的要求，又做了一些跟人的皮肤、颜色接近的粉红色的套子，在包装上也在逐步改进，品牌上也在逐步改进。

搜狐主持人：有一个网友说现在有很多GAY，最后和女同性恋结婚，互助婚姻。

张北川：我想这是一种无奈中的抗争，不结婚不行，不结婚他妈不干，好不容易养大个小子，又让男人给拐跑了，这还得了，这个话确实有这么说的，简直饶不了那个小子，被教唆了。如果他能找一个女同性恋者，这个月我在一个大城市里面，那个GAY和女同性恋已经结婚六年了，他们两个家长高兴透了，其中一个是军官，这个军官就说他岳父母把他当亲儿子还亲，特相信他，那个女同性恋者，这边公公、婆婆简直好的没办法，这是一种保护，但是这是无奈的。这条路挺难走，因为很难碰到合适的，实际上他们这些人也有相同的一些背景，比如考虑到经济情况，婚姻是一个不宜吃饭谈的事情、经济的起源，你要考虑到这些情况，还有长相等等，还有个性投合不投合都要考虑，找一个合适的人也很难，再加上女同性恋少，现在出来的女同性恋都是打好了不结婚的谱才出来的。

张北川：实际上GAY是严重的超过了愿意建立这种互助婚姻，我们曾经说虚凤假皇，GAY远远超过这种女子的要求，这里边还有很多制约。上个月底，我就帮助一个女同性恋者介绍了一个我很熟悉的GAY，我们一块吃饭，在我们那儿做志愿者，他们都去了，过了一个礼拜，那个女同性恋者就感谢我，他们初步定下来了，我前两天问了问，说还不行，我说因为什么事，因为那个GAY是青岛的，这个女同性恋者的家不在青岛，父母要经常过去看，两个人至少有一张床要住，但是人家那个女同性恋者是有固定伴侣的，希望有一个伴侣和结婚证，这就出现了一个冲突。

张北川：我和一个女同性恋者谈过话，材料我们都整理好了，实际上双方从高中就彼此知道是GAY，是女同性恋者，摊牌了，非常好，人家都以为是小两口，好到26岁还不结婚，家里就看出问题了，那个小伙子有固定伴侣，姑娘也有，后来逼着他们结婚，逼着他们每天在家里，不出门，先是公公心脏病要做手术，他们家特别有钱，他们买的青岛市最大的一张双人床，最后是没办法，喝酒，姑娘比小伙子能喝，这个小伙子哭了一夜，小伙子是公务员，他说他的妻子为了他的家里边有孩子做出了巨大牺牲，因为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他妻子有固定伴侣，做了承诺，绝不和丈夫发生性关系，当这个女子和他丈夫发生了性关系以后，他就告诉他的同性伴侣了，一块生活了几年的伴侣，然后突然就失踪了，再也找不着了，这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事。

张北川：我给总结出来，就是这两个人被社会强奸了，你们说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们仔细想一想，最后就是喝了酒，那个小伙子完了以后哭了一夜，心疼的，他不愉快。我在青岛还跟一个女同性恋者谈过话，她说我结婚那么长时候没有一次开着灯和丈夫同房，每次同房完了，他都不知道怎么搞的，摸一摸自个儿的脸上从来都是一脸的泪，这就是被我们社会强暴了，他又说不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复杂。一个GAY和一个女同性恋者结婚机率太小。

搜狐主持人：您有没有去过同性恋的酒吧？您对这个怎么看？

张北川：我去过，1996年还是1997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GAY吧，我们都喜欢叫GAY吧，同性恋酒吧。屋子里边很小，人挤得满满的，空气浑浊，房顶非常低，那么拥挤，以后我就问，我说你们来这儿觉得好吗，那是12月，一对GAY说，我们原来都是这么大冷的天一两个月才能见一面，都是在寒风里面站着，我想这一句话就把这个题说透了，我们的看法，我们作为一个学术人就应该考虑这是一个权益的问题，这总比在外边好。

张北川：我记得我和一个GAY谈话，我就讲起来，我也是不懂，我不懂就问，他在公厕，好不容易找到个人，后来发生性的关系，结果后边还有一个坏小子跟着他俩，他们两个正要高潮的时候那个坏小子出来吓唬他俩，结果他被吓着了，阳萎了好几个月，这听起来像笑话一样，实际上这都是悲剧。有一个吧，良好的交往以后，别处不能去，能到吧来消费，找个钟点房自然是好的多了，这还是社会进步了，尤其是经济发展的表现了，可能会有更好的环境，它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语言交流和开展文化活动的一些地方。

搜狐主持人：您觉得GAY在心理上有没有一些障碍，会不会变成异性恋？

张北川：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是反问，你觉得你能爱上个女性吗？你对女的会有性幻想吗？

搜狐主持人：我觉得可以有。

张北川：我觉得这种突破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性，人们偶然可能会有一个幻想，但是幻想常常不能带来愉快。说实在的，我在80年代末知道我们老师那个情况之后我也很纳闷，怎么他就喜欢男的，我就没有这种愿望，我读了大量的书，我也曾试着用性幻想把自己带入那个环境，结果想着想着非常不愉快，胃就不舒服，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2001年我在北京主持过一场研讨会，我们请了一个GAY来发言，他讲到他新婚之夜，完了之后他就是剧烈的呕吐，同房之后，不愉快，这种情况人们尝试一下是可以的，监狱里面有这种报告，在监狱里面监禁时间超过20年的80%以上的人有同性恋行为。

张北川：但是出狱以后，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妓女，这种男子在监狱里边有大量的同性恋行为，这个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性取向可以挑着来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在美国心理学界这个事情早有定论，这就是一个先天现象，你说能不能突破先天？也有个别人可能在某个方面可以，比如生下来是个左撇子，家里面净揍，净打，有时候他也能用右手。这个事情不是强迫来的，还是一种自我感受。

搜狐主持人：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肖东，你作为一个同志人群的志愿者，也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是不是经常受到各个方面的不理解或者歧视？

肖冬：没有，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和我所接触的这些像很多专家，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还是偶然遇到的，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交流。在这里面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歧视，真的，我没有感觉到有歧视，相反来说我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可笑，他们有的人会说，有一天坐出租车，司机说艾滋病真可怕，通过空气就可以感染，当时车上是我和三个艾滋病感染者，他们说不对，艾滋病是通过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传播的，不会通过唾液，不会通过空气传染，通过空气传染的是结核、SARS、流感，就给那个司机上了一课，临走的时候我跟司机说如果你有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

肖冬：过了三天，司机给我打电话说你知道我吗，我说很抱歉，我不知道你是谁，他说我跟你说，我是那天的那个司机，我回去之后看了很多东西，以前我觉得艾滋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我看了一些东西之后我觉得很惭愧，我觉得有必要向你们道一个歉。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拉过同性恋的人，他说我拉过，他还摸过我呢，长的确实很好看的一个年轻人，我说你怎么看待，他说我觉得他们很可爱，因为张老师我们也常常说，GAY这个词在英语里面是快乐的一个词，我想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不快乐的话，是因为自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锁在了这个社会的外边，我想如果你打开这个心扉，和这个社会上的人真心交流，你感受到的不是大家所想象的社会环境。

呵呵 很出名的吗 22ccc